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合浦的地位及重要作用多有忽略。事实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合浦成为古代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繁荣的始发港和重要节点，是海上交通枢纽与贸易的中心。

帆影丝路长

      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称的合浦县经受了千百年历史沧桑。春秋战国时期，合浦属百越之地。划归汉代版图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事情，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划出南海、象郡交界地方置合浦郡，管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合浦”之名自此始。

      合浦，意为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在陆地交通欠发达的古代，水上交通为人们远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合浦境内河流宽阔，水道深邃，舟楫可行，当时中原内地、云贵高原的货物就是经由湘漓水道、红水河水道、左右江水道进入合浦。限于航海技术与造船技术的水平，古代航船都尽可能靠近海岸航行，走最便捷的航道。而合浦依山靠海，临靠的北部湾沿岸是中国南部洋流、季风都非常理想的地区。如此一来，北可连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南可通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合浦，自然而然就成了当时国内物资集散与中国对外贸易的交通枢纽与重要口岸。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区的西瓯越先民就已从事渔农生产与狩猎，有了最原始的航海活动。西周时，中国的航海活动已较为发达，王充《论衡》中提到“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中国与日本、越南已有海上交通”。到战国，《庄子》有记载：“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其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其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而尼赫鲁也在《印度的发现》中说“中国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运入印度”。至于清同治年间在合浦廉州九头岭下发现战国时期造船厂遗址更增加了远洋航海的可信度。种种文字记载与文物遗址明确显示合浦航行到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晚在战国就已经开通了。

      不过，据学术界考证，大规模的官方海上对外贸易还是要从汉武帝时期算起。当时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与西方国家互通有无。但是这条中亚商路时常发生动乱，贸易受阻，另辟一条可以直接进行贸易往来的通道是当务之急。于是，汉武帝攻下南越后便迫不及待地开辟了从徐闻、合浦通向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远洋贸易航线。合浦，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大的始发港之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东，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城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从史书中可知，这一支航海队伍中既有官方贸易使团，也有商人“应募”加入，他们从徐闻、合浦出发，大体经由北部湾、南海、印度沿岸，以黄金、丝织品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进行贸易，换取明珠、宝石及其他奇珍异宝，贩运回国。

      《汉书》的这段文字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详细、最权威的记录，也是中国官方与西方海上贸易最早的记录，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海船从合浦港口出发，历经好几个国家终于达到南亚地区进行贸易的情形。这也被学术界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而合浦无疑是我国最早与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连接口之一。

珠光映辉煌

      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说，“西汉时期合浦已是一座商贸发达、水路运输畅达、人烟稠密的江海港口城市”，近几十年来众多的考古研究也印证了汉代合浦的繁荣与辉煌，那些数量庞大的各式遗址、汉墓以及出土的陶器、金器、水晶、玛瑙、玻璃等，用无声的语言向世人诉说着那段令人心驰神往的历史。

      自从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合浦郡后，合浦的经济、文化发展迅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唐宋以来，史书更是将合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廉州称为“声明文物之盛，媲美中朝，岿然东南一大都会也”。

      为了满足中外商人对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的需求，合浦的丝绸业和陶瓷业应运而生。是的，合浦不仅是丝绸、陶瓷的集散地，还是生产地。据宋代《广州志》记载，“合浦的桑蚕半稼，其织半耕……煮橡实之冠为色，登机而织……一亩之桑，获丝三十八斤，为缫丝二十疋……”。而陶瓷原本从中原地区运往国外，但路途遥远，运输困难，增加了陶瓷的成本，还不如在合浦这个出海之地直接进行烧制并出口来得方便、节省。位于合浦廉州镇窑上街的汉代陶瓷窑址群紧靠廉江，遗址堆积层非常丰富，有夹砂陶、彩陶瓷、青白瓷、白片等残片。而在苏门答腊出土的夹砂陶、白瓷等与合浦汉陶瓷窑址出土的陶瓷器在造型、彩绘或施釉方式上都非常相似。在西加里曼丹的三发也曾发现一件东汉初期的青花瓷罐，经鉴定，与1956年在廉州老哥渡汉陶瓷窑址发现的器物和残片基本相同……经考古发掘显示，合浦周围有大小型汉墓上万座，已整理约1000座，出土文物风格多样，既有中国原产器物，也有舶来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些汉墓的随葬品数量与质量远超广东汉墓，反映出合浦在汉代的盛极一时。

      合浦大部分汉墓都有黄金、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出现，印证了《汉书》中那一段文字记载。合浦汉墓出土的金器少而精美，如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两块金饼，正面凹陷，刻有铭文，每块约重1斤。在汉代，黄金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所以专家推测，这有可能是当时海上贸易用于支付手段的金器。还有一种镂空的金花球泡饰非常精致，由金丝和金珠焊接而成，具有强烈的印度的风格，非我国传统金银工艺，推测可能由印度传入。

      出土的玻璃器则以珠子为多，透明的、半透明的都有，多是蓝色，也有绿色、紫色、红色、黑色等，还有玻璃璧、玻璃杯等。这些玻璃器物有一部分是中国生产，也有一部分是西方舶来，但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始发港与中原、与海外进行商贸活动的重要见证。在舶来品传入中国之时，相应的技术工艺也传入，如蒋廷瑜所说，“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合浦人在汉代已向西方学到了烧制玻璃技术，利用当地的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投放中外贸易市场”。

      水晶、玛瑙、琥珀也是合浦常见的出土文物，然而，合浦甚至岭南在汉代并没有产出水晶、玛瑙、琥珀的记载。如玛瑙产于西域，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配饰种类繁多，有玛瑙珠、戒指、圆雕小动物等，色泽鲜艳。而堂排汉墓曾出土一个琥珀圆雕小狮子，鉴于琥珀原产欧洲，而汉代时狮子才被西域各国进献，所以这些器物应该是都是玛瑙、琥珀等从海外传来的例证。

      就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合浦出土的相关文物最精美、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由此，合浦当时的繁盛景象与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正如这些器物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精美无比，合浦也将继续散发出璀璨的光芒。